十六世紀是海洋的世紀，是地理大發現和開闢新航路的世紀，是全面改變世界的世紀，也是大國崛起的世紀。 但在這個世紀，東方大國—— 明代 中國卻從平庸走向衰落，走向對海洋的閉關鎖國。 在世界的西端，要讓大海掀起層層波瀾，在世界的東端，自從 鄭和 下西洋之後，中國沿海從此波瀾不驚。 東西方之間的矛盾衝突，終於在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由葡萄牙挑起。
十六世紀，在大西洋沿岸崛起了兩個近代西方大國——葡萄牙、西班牙。 由於西班牙王國信奉 哥倫布 的選擇，向西航行，所以主要是在中南美洲擴展殖民地。 葡萄牙王國選擇繞過非洲大陸向東發展，終於在十六世紀前期，越過印度洋到達太平洋，開始和中國發生外交、軍事關係。
葡萄牙的航海事業由來已久，它的倡導者是恩里克王子，被稱為“航海王子”，只比 鄭和下西洋 晚了二三十年。 當時，他率人在非洲的西海岸線進行探險活動，一直向南發展，越過了赤道。 1488年(弘治元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亞士發現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 有了這個轉折點，歐洲殖民者就加速向印度洋擴張。
屯門之戰的起因_ 明朝 與葡萄牙的第一次接觸
初戰：屯門之戰和西草灣之戰
對明朝來說，執行的外交政策就是朝貢制度，允許沒有外交文書的佛郎機國特使進京，已經是莫大的恩寵和寬容。 但對方以德報怨，不但侵占番屬國滿剌加，還在廣東沿海施行暴力，搶劫殺人，抗拒王化。 是可忍孰不可忍，像這樣的外化蠻夷，只能以武力驅逐。
對葡萄牙來說，它萬里踏波來到東方，為的就是打開中國市場，獲得寶貴的貿易機會，要讓它輕易放棄這一新興的前途無量的市場，也是絕對辦不到的。
雙方都認為自己有理，雙方都選擇了堅持，決不妥協。 葡萄牙為了打破朝貢體制和海禁政策，要求實行自由貿易;明朝為了靖海安民，驅逐殖民者侵略，一場軍事上的角逐和對抗不可避免。
早期的殖民主義大國在崛起之時，那些開路先鋒們兼具海盜和商人的雙重身份，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職業上的劃分很難確定。 葡萄牙人暴戾傲慢的行為和他們所進行的搶劫屠殺，很自然地就使東南沿海的中國邊民，把他們和“倭寇”等同為一路貨色，被稱為“番鬼”，而且這些“番鬼” 的容貌比倭寇更加醜陋，他們打人殺人吃人肉。
中國人面對葡萄牙的殖民海盜行為，需要的只是一場保家衛國的勝利。 對中國來說，它不需要了解這些“番鬼”來自何方，也不在意他們現在的身份，還有將來可能起到的歷史作用。 勝利之後的中國，只需將一頂“番鬼”的帽子扔給對方，最好從此不再往來。 就像戰勝過“倭寇”一樣，中國從來不需要了解，也不屑於了解東瀛的蕞爾小國。
正是由於雙方不了解，彼此陌生，這次戰事的爆發就有了很多偶然性。 1521年是 明武宗 去世、明世宗即位之年，按照朝廷的旨意和慣例，國葬期間，要求一切外夷迅速離境。 這對廣東的地方官員來說，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務，如果拒不執行，不但要丟掉烏紗帽，甚至連性命都難保。 因此，廣東的地方官員絲毫不敢怠慢，迅速下達了葡人退出屯門島的命令。
如果此時葡萄牙人能及時離開，中葡之間的軍事衝突可以推遲，當然這只是改變了時間和地點。 但此時，如海盜一般野蠻的西蒙·安德拉德並不懼怕對華一戰，他關注的是懸而未決的貿易糾紛。 最近這段時間，葡萄牙人的生意很不順暢，要賣的東西還沒賣完，要收購的貨物也沒到手。 他們來華的目的就是要發大財，因此絕不能在蝕本的生意麵前 打退堂鼓 。 葡萄牙人這一次又態度傲慢起來，他們拒絕了明朝用和平手段解決問題的希望。
正德十六年(1521)，面對葡萄牙殖民者的傲慢和挑釁，明廷下決心用武力驅逐，嚴格執行海禁政策，以後不得入境。 這時廣東的最高軍事長官是張鉉，在前線，具體指揮戰鬥的是汪鉉。 汪鉉，字宣之，正德九年(1514)擔任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奉令巡視海道，他在按察使的任上，直接指揮了屯門之戰。
明朝中葉的兩廣地區，少數民族聯合 漢族 人民的反抗鬥爭，以及散佈在沿海的所謂“海盜”活動，威脅著明朝統治的穩定。 但由於吏治腐敗，軍備廢弛，明軍怯於力戰，而戕民縱敵的事件卻屢有發生。 汪鉉這樣的清官也不例外。 他還因為隱匿軍情不報的原因，受到了處分。 現在讓他率兵驅逐葡萄牙殖民者，對手只有區區幾艘兵船，或許是重新建功立業的好機會。
汪鉉從出師到凱旋歷時一年多，這個仗是怎樣一個經過，汪鉉究竟是用什麼樣的戰術取得了勝利，卻一直是一個謎。 至少現有的史料只會導致混亂的誤解。
中葡屯門之戰，和後來的中俄 雅克薩之戰 、中英虎門之戰等不一樣，沒有足夠的史料可以說清楚。 因為它對雙方來說，都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時間太早，可信的資料少之又少，而且記載得很混亂。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這次武裝衝突的規模不大，對葡萄牙來說，也只有幾百人，雙方的親歷者有限。 到了後來，寫這段歷史的人，要么偏信一種說法，要么隨意堆砌史料，沒有進行細緻分析，因此敘述不清，犯了想當然的錯誤。
現在，我們把各種說法都拿出來，比較一下就會發現，真實再現這次軍事衝突，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現在根據中國與外國的相關記載，汪鉉在屯門之戰中獲得勝利，可以概括為四種說法。
第一種為“鑿沉說”。
支持這種說法的中方史料最多。 明代張燮的《東西洋考》將衝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官軍力戰不能退敵，第二階段，派人潛水鑿沉敵船，打敗了佛郎機。 “海道副使汪鉉帥兵至，猶據險逆戰，商人鑿舟用策，乃悉擒之，餘皆遁去。”
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全文轉錄了明代郭棐纂修的《 萬曆 廣東通志》的說法：“海道副使汪鉉帥兵往逐，其舶人輒鼓眾逆戰，數發銃擊敗我軍。尋有獻計者，請乘其驕，募善水人潛鑿其底 ，遂沉溺，有奮出悉擒斬之，餘皆遁去。”
清代 魯曾煜纂修的《廣東通志》記載：“檄海道副使汪鉉帥兵往逐，其舶人輒鼓眾逆戰，數發銃擊敗官軍。尋有獻計者，請乘其驕，募 善水人潛鑿其舟底，遂沉溺，有奮出者悉擒斬之，餘皆遁去，遺其銃械。”
這種說法指出了在交戰初期，汪鉉遇到了敗仗;在衝突後期，他及時改變了戰術，派人潛水鑿沉敵船，然後力戰退敵。 更重要的是，提到官軍繳獲葡萄牙新式武器——佛郎機銃的方式，就是由敵方遺棄所得。
第二種為“火攻說”。
清代陳伯陶所纂的《東莞縣志》寫道：“屯門澳口與南頭切近，佛郎機夷人謀據南頭，眾思棄廬墓避之。事聞鉉，召募海舟，指 授方略，親臨敵所。藩舶大而難動，欲舉必賴風帆。時南風急甚，鉉命刷賊敝舟，多載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風縱火。火及 敵舟，通被焚溺。眾鼓譟而登，遂大勝之，無孑遺。是役也，於正德辛巳出師，嘉靖壬午凱還。”
相對而言，這種說法肯定了衝突發生的時間、地點，但沒有將衝突分為兩個階段。 汪鉉一開始就指揮若定，看出了對手的破綻，巧妙利用當時的自然條件，取勝的關鍵，是在準確判斷敵情后採取火攻，絲毫沒有提到“鑿沉說”。
清代王崇熙所纂的《新安縣志·藝文志》中，用文學的筆法，繪聲繪色地發展了“火攻說”：
夫皇天眷德，隨以璽書，專管海道。 還多倭寇，且通諸番。 瀕海之患莫東莞為最，海之關隘，實在屯門澳口，而南頭則切近之。 ……近於正德改元，忽有不隸貢數號為佛郎機者，與諸狡猾雜屯門葵涌等處海澳，設立營寨，大造火銃為攻戰具，佔據海島，殺人搶船， 勢甚猖獗，虎視海隅，志在吞併，圖行立石管轄。 諸番膾炙生人以充常食，民甚苦之，眾口嗷嗷，俱欲避地以圖存活，棄其墳塋室廬，又極淒婉。 事聞於公，赫然震怒，命將出師，親臨敵所，冒犯矢石，劬勞萬狀。 至於運籌帷幄， 決胜千裡 。 召募海舟，指授方略，皆有成算。 諸番舶大而難動，欲舉必賴風帆。 時南風急甚，公命刷賊敝舟，多載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風縱火。 舶及火舟，通被焚溺。 命眾鼓譟而登，遂大勝之，無孑遺。 是役也，於正德辛巳出師，至嘉靖壬午凱還。
實際上，兩者都是取材於《(陳文輔)都憲汪公遺愛祠記》，所述過程基本相同，但文筆有較大的差別，後者更善於發揮和想像。
第三種為“火銃說”。
嚴從簡在《殊域週諮錄》中，肯定了“鑿沉說”的同時，又附加了一種“火銃說”。 該說最大的特點在於佛郎機銃取得的方式，否定了是在戰後繳獲，肯定了是在戰役之前，通過傳奇般的手段獲得，使交戰過程更加撲朔迷離。
它前文堅持“鑿沉說”，指出：“海道憲師汪鉉率兵至，猶據險逆戰，以銃擊敗我軍，或獻計使善泅者鑿沉其舟，乃悉擒之;” 隨即又介紹葡萄牙的快船利器，和中國人是如何得到佛郎機銃與蜈蚣船：
有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機船，見有中國人楊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國，備知造船及鑄制火銃之法。 鉉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賣酒米為由，潛與楊三等通話，諭令向化，重加賞賚，彼遂樂從。 約定其夜，何儒密駕小船，接引到岸，研審是實，遂令如式製造，鉉舉兵驅逐，亦用此銃取捷，奪獲伊銃大小三十餘管。
因《殊域週諮錄》在史料中的影響很大，所以針對這個問題，有些人一直認為中國人獲得佛郎機銃，就是由何儒偷出來的。
第四種為“天氣說”。
與中國史料的多種說法相比，國外史學家的認識相對簡單而且一致，即惡劣的天氣幫助了西蒙·安德拉德脫逃。
英國的赫德遜在《歐洲與中國》中說：“最後，他遭到了一支中國艦隊的包圍和攻擊，只是由於一陣暴風雨把船隻驅散，才使他得以逃生並回到馬六甲。 明朝皇帝 命令葡萄牙恢復先前統治馬六甲的王朝，雙方關係完全斷絕。 ”
瑞典的龍思泰也認為是天氣的原因。 他在《早期澳門史》中說：“一隊中國士兵圍攻這座堡壘。如果不是一次對他極為有利的風暴非常及時地刮起，西芒將會死於飢餓。他利用這個時機，帶著 三艘船逃跑了。”
概括以上各種說法就會發現，無論哪一種說法都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又不全面，有經不起推敲的地方。 可以肯定的是，汪鉉在屯門之戰中，率領明軍擊潰葡萄牙殖民者，是經過多個回合反复鬥爭得來的，絕不會是經過一兩次戰鬥就迅速取得的大捷。
先分析上述幾種說法的不合理因素。
第一種“鑿沉說”是令人很難接受的。
先看葡軍。 因為它兵力有限，所以只能依靠火器的優勢，採取防禦戰術，而防禦的重點就是他們的艦船。 這樣就引起了一系列疑問：
汪鉉派人潛水進行鑿船，潛水的過程要花多長時間?
要鑿多大的洞孔，船隻才能沉掉?
葡萄牙的船經歷過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能輕易被鑿個大窟窿麼?
葡軍對漏水的船隻，為什麼沒有採取補救措施?
葡軍為何沒有對潛水者採取軍事行動?難道明朝的這些潛水者，勇敢得就像《 水滸 傳》中的 浪里白條 張順 和 阮氏 三雄?
還有，當時葡軍在陸地上和船上都有軍隊，為何將艦船鑿了幾個窟窿，便造成了潰敗?
從當時葡方的軍事部署來看，他們在陸地建立了柵欄和堡壘，希望能阻擋明軍的進攻，絕不會放棄陸地，龜縮在兵船上。 葡萄牙的船隊到底是被擒了，還是逃跑了?所有這些疑問，都很難靠“鑿沉說”來解釋。
第二種“火攻說”也是難以令人信服。
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葡方都是多桅快船，而且可以劃行，速度超過明朝的舢板。 按照其說，當時風很大，火攻只能焚毀個別船隻，不可能像《 三國 演義》的 赤壁之戰 那樣，將所有船隻連成一體完全燒毀。
第二，如果葡方船隻被焚毀，如何不逃竄，反而明軍能接舷，鼓譟登上焚燒的戰船?難道明軍不怕火燒，只有葡軍怕火燒?
第三，文中描寫也不盡合理，文章說汪鉉聽到葡方的暴行後，如何震怒，如何率師而出，都是文學化的描寫。 其實，派兵打仗完全是一個政府行為，調動兵力和前方將領沒有直接關係。 這種偏向故事性的描述，恰恰降低了事件過程的可信度。
第三種“火銃說”的漏洞。
按照嚴從簡的說法，白沙巡檢何儒獲得武器的方法過於神秘和離奇，在史料上也是孤證。
何儒這件事，又是喬裝打扮，又是夜渡小舟，在雙方交戰防備嚴密的前線自由穿行，如果拍成現代電影中的臥底題材，倒是可以引人注目。
仿造佛郎機銃是輕鬆簡單的過程麼?這牽扯到冶煉、鑄造、火藥配製等許多歐洲最新的軍事技術，中國的船民看兩眼就能學會?如果真是這樣，明軍在戰鬥中所用的 佛郎機銃，也應該是自己模仿的，難道明朝能在很短的時間裡，就掌握了製造佛郎機銃的各種技術麼?而且還能熟練地應用到戰鬥中?並且一用 就達到了理想效果。 如此神速就能“師夷長技以製夷”，不是顯得很誇張麼?
所以綜合各種材料來看，相對合理的解釋，應該以西方材料中所說的“天氣說”為主。 在較長時間的對峙中，葡萄牙船隊被包圍起來，經不起人員和物資上的損耗，也無法打破明軍的鐵桶陣，所以必須尋找適當的機會突圍，所謂適當的機會就是利用惡劣 的天氣，趁著明軍防禦鬆懈，率領殘部，在明軍的圍追打擊下逃脫。
還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汪鉉在初戰中吃了虧。 根本原因是他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而是按照從前消滅普通海匪的方式，用人海戰術，從水陸多個方向進行戰略包圍，企圖一舉全殲駐紮在屯門島和停留在大帆船上 的葡萄牙殖民者。 但葡萄牙人憑藉優勢武器，水陸呈 掎角之勢 相互支援，使明軍在屯門交戰的第一階段無法獲勝，鎩羽而歸。
這個時候的歐洲在數學尤其是幾何學方面，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應用到實戰之中，能夠推算出火器射擊所留下的死角。 因此他們在配置武器的時候，盡量將射擊死角留到最小。 這種將科技應用到軍事上的能力和眼光，明軍還不具備。 明軍武備落後、戰法劣勢，但也有自己的優勢，就是地利與人和。 明軍在首戰失利後，作戰方式由圍攻改為圍困。 汪鉉判斷在短期內無法取勝，於是在人數佔優的情況下，改速決戰為相持中消耗對手，等待合適的戰機，能打殲滅戰就打殲滅戰，不能打殲滅戰就打驅逐戰。 因此，中葡屯門之戰，雖然參戰的人數不多，戰鬥也不激烈，但持續的時間卻長達一年多。
最後再說一下那位被驅逐到廣東的特使皮雷斯。 按照明廷的旨令，一開始他只是被驅逐出境，並無生命之虞。 但等他到達廣州的時候，中葡屯門之戰已經開始。 廣東當局扣留了他作為戰俘或者說人質，要求他給船隊下命令，立刻離開中國。 但實際上，皮雷斯和安德拉德的船隊之間並沒有隸屬關係，他指揮不動脾氣暴躁的西蒙·安德拉德，即便下了所謂的命令，也是一紙空文，無人理會。 於是，他被投入監獄，待遇逐漸惡劣，甚至還被戴上了刑具，等到安德拉德的船隊戰敗逃走後，皮雷斯更是失去了僅有的人質價值，在受盡磨難之後斃命 獄中。
屯門之戰當然算不上赫赫有名的戰爭或戰役，按照規模來說，只能算是曠日持久的戰鬥和武裝衝突。 但它在中國古代戰史上仍然具有標誌性的意義，它是近代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崛起後，與中國發生的第一次武裝衝突。 這一仗雖然以中國的勝利而告終，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還是對明朝起到了不小的警示作用。
首先，屯門之戰使明朝開始認識到蜈蚣船和佛郎機銃等西洋軍械的威力，因此在引進推廣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
汪鉉作為前線的總指揮，非常清楚佛郎機銃的殺傷力，認為這是導致屯門之戰一波三折的最主要原因。 他說：“適有強番佛郎機駕船在海為患。其船用夾板，長十丈闊三丈，兩旁駕櫓四十餘支，周圍置銃三十餘管。船低尖而面平 ，不畏風浪。人立之處，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撐駕，櫓多而人眾，雖無風可以疾走。各銃舉發落如雨， 所向無敵 ，號曰蜈蚣船。 ”海戰中，葡萄牙將佛郎機銃放在蜈蚣船裡，在“海船舷下，每邊置四五個，於船艙內暗放之，他船相近，經其一彈則船板打碎， 水進船漏。 以此橫行海上，他國無敵。 ”
葡萄牙就是憑藉這樣一套作戰武器，很大程度上震懾住了已經落伍的明朝水師。 因此，汪鉉特別強調軍隊一定要引進和仿造佛郎機銃。 他向 嘉靖皇帝 上書，力主邊關的軍事防禦要大量使用西洋火器，並仔細介紹了佛郎機銃的優點，以及如何裝備在邊防。 汪鉉的建議得到嘉靖皇帝的批准。
很多史料認為，明朝引入佛郎機銃的不是汪鉉，而是白沙巡檢何儒的功勞。 來源就是《殊域週諮錄》中所說的那條史料，後來這條史料又被用入《 明史 稿》、《明史》等重要文獻之中。 前面已經說過這條史料也有不可信的地方。 既然汪鉉在屯門之戰中打敗了葡萄牙殖民者，又是這一戰得到了佛郎機銃，而且通過戰鬥認識到它的巨大軍事價值，這一切都應該歸功於汪鉉，是戰爭實踐 教育了他。 汪鉉作為一個地方軍事長官，因大力推廣佛郎機銃得到上司的好評，最後他升了官，當上了南京兵部尚書，到了這時他仍向朝廷建議將佛郎機銃佈置在北方邊境 ，用來對付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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