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草灣之戰是發生在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在廣東西草灣明水師與佛朗機海軍的一場海戰。 1511年，葡萄牙已經有海員越過非洲到達滿剌加，並對當時的大明廣東布政使司的屯門軍鎮(今香港的屯門一帶) 虎視眈眈 ，渴求佔領該地，並向大明宣戰，以明水師勝利告終，葡人逐漸放棄武力侵略屯門之野心。 1553年(明嘉靖32年)，葡萄牙人終於獲得了在澳門居留權，澳門成為葡萄牙在中國的第二個落腳點。
改變歷史
西草灣之戰，對明軍來說取勝得比較順利，正史中不但寫明了戰爭經過，而且還有戰果。
寇犯新會西草灣的是葡萄牙人麥羅·哥丁霍(MelloCoutinho)率領下援助屯門的武裝船隊，中國人稱其為別都盧，隸屬於葡萄牙駐印度總督。 船隊有很強的戰鬥力，在寇犯中國前已經”恃其巨銃利兵，劫掠滿剌加諸國，橫行海外，至率其屬疏世利等千餘人，駕舟五艘， 破巴西國，遂寇新會縣西草灣”。 在他到達滿剌加的時候，獲悉屯門船隊與中國關係惡化，但仍打算冒險前行。 哥丁霍的性格不像西芒那樣暴躁，他勸告”部下力避衝突行為，於入港投錨後，急上岸求見廣東地方長官，請求許其和平貿易。廣東地方長官置之不理，不得已，由屯門港 退出，然已遭中國艦隊之追擊”。
這是因為廣東當局在經歷了屯門之戰後，已經下令”不准中國人與葡萄牙人接觸。反而發布命令，要中國戰船一旦遇上懸掛葡萄牙旗幟的船隻，就將其擊毀”。
戰爭結果
由於 明朝 水師求戰的堅定與急切，同時哥丁霍在是否開戰上猶豫不決，西草灣之戰一開始明軍就佔了上風，經過反复較量，葡萄牙不得不接受失敗。
從初次接觸到尋找中國海岸
實際上，早在葡萄牙人抵達中國海岸線之前就已經接觸到了出海經商的中國人。 1511年，葡萄牙 名將 阿爾布柯爾克帶領一支由17艘戰船和1800人組成的遠征軍，進攻位於南洋地區的貿易重鎮馬六甲。 馬六甲本地統治者一貫偏袒穆斯林商人而對中國商隊嚴加盤剝，並且企圖利用戰亂打劫當時停泊在馬六甲港的中國商船。 這些船上的華商主動聯絡葡萄牙軍隊，表示願意提供幫助。 雖然此次聯手對敵最終未能實現，但熟悉當地情況的華人也將馬六甲城內的情況及守軍情報透露給了這些新來的西方人。 雙方的初次接觸都給對方留下了不錯的印象。
這些南下經商的華人並非私自出海的普通商賈。 由於明朝已經嚴守海禁政策達半個世紀，普通人是無法期望自發出海進行貿易活動的。 而南洋地區的諸多大宗商品，譬如胡椒等貴重香料都是中國無法自產的物資，所以官方在大規模停止下西洋活動後，在地方上依然允許一些地方商人在官方庇護下，定期南下貿易。 葡萄牙遠征軍在馬六甲遇到的華商正是這種具有明朝官方背景的官商。 這些商人每年定期下海經商，在返回當時中國最大的對外港口廣州後還要被抽取相當於貨物總價值20%的重稅。 除此之外，還要為地方官員進貢特定的貴重商品，作為孝敬。 除了作為官方特許貿易的經營者，他們也是當時明朝少有的，可以幫助官方了解國外情況的眼睛。 在阿爾布柯爾克與華商接觸的第二年，中國商船如期返回馬六甲，卻沒有帶來國內產品進行貿易。 華商首領 直言不諱 的告訴葡萄牙人，他們是替明朝官方來探查馬六甲局勢的。
有了這兩次印像不錯的碰面，葡萄牙人很快就開始計劃繼續從海陸探索中國沿海，尋找傳說中的秦人。 由於歷史上，《 馬可 波羅遊記》在歐洲的巨大影響力，此時西方人腦中幻想的中國是一個遍地黃金的富庶寶地，所以到中國進行貿易往往成為了一個非常高大上的目標。 隨後的幾年裡，葡萄牙人以馬六甲為基地，陸續向南探索了摩鹿加群島等香料產地，向北抵達了泰國。 他們發現，泰國人和一些南洋小國因為屬於明王朝的藩屬國，所以可以與明朝進行合法的貿易往來，並且也由於地方官的逐漸縱容，已經可以不按明朝規定時間朝貢，隨時到廣州 進行貿易。 於是馬六甲當局便派出了幾個商人代表搭乘泰國人的船第一次抵達了他們朝思暮想的中國，並在今天廣東珠江口的屯門島上豎立一座發現碑。 這些探索者在完成貿易之餘，也傳回了關於中國的初步報告，巨額的貿易收入更讓馬六甲當局堅定了開發中國貿易的決心。 正是有了這層鋪墊，遠在里斯本的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親自下令，組織一支船隊去往中國，並派出了歐洲歷史上第一位駐中國大使皮雷斯。
皮雷斯原本是曼努埃爾一世的私人醫生和藥劑師，隨著阿爾布克爾的船來到亞洲，原本的任務是為國王尋找香料產地。 在亞洲的幾年裡，他把他的所見所聞寫成了一本叫《東方之夏》的書，成為了近代歐洲第一批關於亞洲情況的一手報告。
在接到國王的新命令後，皮雷斯帶著葡萄牙國王給予的致明朝國書和贈送給 皇帝 的禮物，走馬上任。 一支由費爾南·佩雷茲·德·安德拉德率領的船隊奉命護送這位大使前往中國。 由於船隻緊張，葡萄牙人在整個印度洋到南洋一帶，往往還只能保有25-30艘左右的主力遠洋船隻。 所以這支船隊的規模對葡萄牙人而言是花了大心思的。 船隊於1517年抵達廣東珠江口，除了途中與一夥中國海盜交火外，並無甚麼麻煩。 船隊在珠江口與明朝水師的船隊打了照面後，隨即在靠近廣州城外時，並且出於善意鳴炮示意，驚動了當地官員。 之後皮雷斯大使及屬下便在地方官的安排下，在廣州住下，一方面需要讓他們學習中國禮儀，一方面也是要向遠在北京的朝廷禀報，等待 明朝皇帝 的接見。
由於廣州的外賓接待場所有限，且葡萄牙之前與明朝素無來往，不屬於朝貢國，所以明朝官員不希望葡萄牙人大量滯留在廣州。 於是船隊及大部分人退到了珠江口的屯門島，並且在島上建立了自己的臨時據點。 完成任務的安德拉德便率領精銳的西洋大帆船返回馬六甲，只在島上留下了數量不多的葡萄牙人。
短暫的中葡蜜月期
1520年1月，駐華大使皮雷斯通過多方賄賂，終於獲准帶著自己的中國翻譯火者亞三及若干隨從由廣州出發，並於5月趕到了大明王朝的 陪都 南京。 當時的明朝皇帝 明武宗 — 朱厚照 ，剛剛在江西平定了寧王叛亂。 關於新來的葡萄牙人的報告一直從帝國的南方官員那邊不斷傳來，各種反對葡萄牙人的聲音不絕於耳。 例如，葡萄牙船進入珠江口後曾經鳴炮示意，在明朝地方官的報告中認為這是徹頭徹尾的好戰挑釁,很顯然進入別的國家的港口放炮暴露了西方侵略者的企圖,讓明朝 地方官有了警覺之心。 而包括先皮雷斯一部被皇帝接見的馬六甲使者在內的眾多南洋來使，也一再向明武宗打小報告，痛批葡萄牙人的種種不是。 自從1514年以來，明朝在廣東的地方官違反了帝國中央的海禁命令，允許南洋藩屬國商人來華貿易，引來了眾多穆斯林、泰國人和琉球的商人。 葡萄牙人在珠江口站住腳，無疑讓他們感到了威脅。
不過明武宗並沒有理會這些控訴，相反他示意讓皮雷斯等人跟隨自己一同返回北京，並在帝國的正式首都進行接見。 由此，兩國間一段短暫的蜜月期開始了。
明武宗本人在中國古代皇帝中絕對屬於思想活躍的異類。 雖然因為貪圖玩樂與女色，留下了不好的名聲，但在處理國事方面卻比較注重實幹，喜好不走尋常路。 這位皇帝對於非 漢族 的異域文化也有濃厚的興趣，先後學會了蒙古語、藏語和回回話，能夠與各路奇人異士以外語交流。 新來的葡萄牙人正好迎合了這位皇帝的好奇心。 皮雷斯的中文翻譯火者亞三原始祖籍湖南的漢人，因為家道中落而流落南洋，於是便成為了第一位學會葡萄牙語的中國人，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教授皇帝 葡萄牙語的老師。 皮雷斯等人為了受到皇帝的接見，還向明武宗身邊的寵臣 江彬 行賄，這位弄臣也在皇帝面前極力美化葡萄牙人。 正是這些機緣巧合，讓明武宗對這些遠道而來的西方人產生了好感，並接受了皮雷斯帶來的禮物。 無論朝中大臣與藩屬國如何 說三道四 ，他都不予理會。 這段中葡蜜月期，正是建立在這層薄弱基礎上的。
然而回到北京僅僅三個月，喜好女色的明武宗便在1521年因病而死。 中葡蜜月期戛然而止。 朝中早就視江彬為眼中釘的大臣們聯合楊 太后 將其賜死，接著又處死了火者亞三。 皮雷斯一行人被明朝朝廷下令逮捕，押解回廣州關押。 他們的存在早就讓南洋地區的諸多藩屬國非常不滿，親近江彬的做法又惹怒了朝中眾多看江彬不爽的士大夫大臣。 在這些儒家正統觀信徒的眼裡，火者亞三這樣的 三教九流 根本就是不習教化的化外之民，卻能接觸皇帝，實在是難以符合傳統禮數，是必須除之而後快的對象。 葡萄牙人攻略南洋，擅自來華，又是對天朝正統觀念下的朝貢體系的挑戰。 所以無論從何角度來看，火者亞三的被殺都不會讓人意外。
此時，留在珠江口的葡萄牙人已經由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蒙.安德拉德接替指揮，他為了防禦中國沿海頻繁出沒的海盜而在屯門島上建立了小規模的防禦工事。 這些事情在明朝中央看來，更加難以接受。 隨後，幾艘帶有葡萄牙人的泰國船陸續從南洋趕來，又被明朝地方官拒之門外，雙方的衝突已經到了激化的邊緣。 新繼位的明世宗 嘉靖皇帝 年紀雖小，卻是一個非常信奉傳統禮教的皇帝。 在滿朝憤怒大臣的慫恿下，新皇帝下令驅逐葡萄牙人，禁止他們繼續來華貿易，並要求他們退出馬六甲。
廣州當地守軍也已經開始組織水軍進攻在屯門島的葡萄牙人。 不過他們第一個目標並不是屯門島上的葡萄牙人，而是對港口內搭載著葡人的南洋船隻進行了突襲。 不僅將船上的葡人抓捕、殺害，還將這些船上無辜的南洋商人大量擊斃，倖存者被悉數賣為奴隸。 船上的貨物全部被本地官員中飽私囊。
屯門島之戰與廣州葡囚
1521年的8月，驅逐葡萄牙人的任務落到了時年56歲的廣東海道副使汪鋐身上。 這位被調往地方的京官雖然沒有軍事履歷，卻也 盡心盡力 的開展準備工作。 他一面集中了實力不足的當地水師部隊，又從附近的鄉里招募了鄉勇和民船進行補充。 由於明朝長期奉行海岸線專守的海防策略，所以水師部隊主要來自沿海的海防要塞“水寨”，缺乏大規模海戰的經驗。 汪鋐雖然湊出了50艘戰船，但良莠不齊，也缺乏必要的訓練，只有依靠自己的數量優勢來壓倒敵人。 好在屯門島上的葡萄牙兵力更加薄弱。 他們總共只有3艘不大的船，還都是從南洋地區購買的中國式帆船。
由於葡萄牙本土人口不多，海軍部隊需要在整個廣袤的印度洋沿岸和南洋地區經營殖民據點，所以能派往中國的人數非常稀少。 不得已的情況下，葡萄牙人只好在馬六甲和印度等地建造適合近海航行的槳帆船，並且僱傭東南亞和印度的土著作為划槳手。 又或者直接從南洋當地購買中國式帆船使用，僱傭南洋本地人甚至華人作為船員。 這樣一來，每艘船上真正負責作戰和指揮的葡人往往在幾個到十多個之間不等。 在開戰前夕，又有2艘葡萄牙人的中國式帆船從馬六甲趕來，讓葡軍的船數達到了5艘。 這些由葡萄牙人指揮，南洋土著操作的中國式帆船，就成為了近代第一次中西方海戰中的西方海軍戰艦。 與過去很多人聯想的先進西式帆船與傳統中國船舶較量的場面，並沒有出現在屯門之戰中。
於是汪鋐指揮明軍水師對屯門島上的葡萄牙人進行了第一作戰，結果卻是大敗而歸。 最大的原因就在於葡萄牙人裝備著性能遠比明朝火器先進的弗朗機火砲與火繩槍。 尤其前者是可以快速替換彈藥的後裝火砲，在射程和威力上也勝於明軍武器一籌。 何況在當時，經歷漫長航行來到亞洲的葡萄牙人往往有多年海上作戰經驗，可謂身經百戰。 而明朝水師則缺乏歷練，經常連自己沿海的海盜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懶得去管。 明朝水軍成員的戰鬥力顯然無法同葡人的精銳海員相提並論。 於是，明朝水師只能依靠數量將屯門島包圍起來，卻始終無法攻克。 幾次進攻下來，都損失慘重。 這是，又有1艘中國式帆船從馬六甲趕來，葡軍戰船數量上升到了6艘。
經歷了一系列的失敗之後，汪鋐組織明軍進行了精心準備。 包括私下接觸了為葡萄牙人工作的華人，了解葡萄牙人的具體數量和武器情況。 同時精心準備了大量火船，用以彌補自身戰船火力不足的毛病。 在40天的圍困後，明軍發起了總攻。 由於屯門島上人煙稀少，物資匱乏，島上的葡萄牙守軍自然也是補給匱乏，彈藥告急。 在明軍最後一次總攻開始後，葡萄牙人損失了1艘帆船，於是決定將剩餘船上的葡人集合在3艘船上，拼死突圍出去。 最後他們利用風暴，突破了明朝水師的封鎖，逃回馬六甲。
由於沒有能夠圍殲葡萄牙人，明朝地方官 火冒三丈 。 碰巧押解到廣州的皮雷斯等人就成了發洩對象。 他們被分別關押後，接受了明朝地方官長時間的審問，在不得要領後被繼續囚禁。 一些人遭受到了明朝監獄方的 酷刑 虐待，先後斃命。 唯有皮雷斯待遇稍稍好於其他人，他帶來進獻給皇帝的禮物也被地方官們侵吞。 一直到這個時候，依然有零散的葡萄牙人搭乘泰國人的船抵達廣州進行貿易。 於是腐敗無比的明朝地方官員再次組織人手突襲了這些商船，在就地完成分贓後，那些被抓葡人連同船上的泰國人也都遭了明朝地方守軍的毒手。
葡人為何在中國屢屢碰壁
明朝雖然在屯門海戰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卻贏的並不輕鬆。 雖然在屯門的葡萄牙人並沒有數量足夠的武器和軍隊，使用的船隻也都是在亞洲臨時購買的。 但依靠先進武器優勢與戰爭經驗豐富，依然給明朝軍隊以不小的心裡打擊。 今天很多人在將此戰簡單定性為中國對近代西方殖民者的第一次勝利，並且誇大交戰雙方的武器技術差距，實在是 多此一舉 。 而此次戰役背後真正值得思考的諸多文化與製度因素，卻被後來的研究者們所忽視了。
表面上，中西方文化衝突是這次戰役爆發的最大導火索。 例如皮雷斯在北京向明武宗敬獻曼諾埃爾國王寫的國書後就發現，明朝官員翻譯的版本被篡改的 面目全非 。 當大使質問儒學官員時，後者的回答簡單明了：這是天朝的禮數。 的確，在當時，任何國家，不分強弱，在以儒學世界觀的明朝官員眼裡都是不折不扣的蠻夷。 那麼任何帶有平等外交性質的公文就必須進行本土化的潤色，以顯得謙卑、恭候，不失皇帝乃至整個王朝的體面。 這也是為什麼幾乎所有明朝中央官員都以儒學世界觀看待天下大局，自認為有 義不容辭 的義務，去提醒皇帝下令驅逐葡萄牙人，維護實際上已經日漸瓦解朝貢體系。
而在廣州的地方官員的積極表現，則是徹頭徹尾的利益使然。 在長期的海禁下，這些地方官就已經默認並保護走私商人到南洋貿易，以自己掌控的壟斷渠道謀取暴利。 以至於明朝中央朝廷三番四次下令嚴禁沿海私商航海，都不了了之，難以執行。 由於這類行當帶有不法性並伴隨著巨大風險，於是沿海地區的海盜就成為了最佳人選。 這些苟活於大明法律灰色地帶的本土冒險家，亦商亦盜，甚至與來華的葡萄牙船隊在越南海域發生過嚴重衝突。 他們中一些膽子更大的人索性離開中國，去到諸如泰國等南洋藩屬國，成為了這些國家的使節和商務代表，又靠著本土關係，為藩屬國進行朝貢貿易牽線搭橋。 當這些人的胃口越來越大之時，與之相勾搭的廣州地方官員便索性在自己的省份私自解除了海禁。 一時間，大量的南洋商船 蜂擁而至 。 明武宗時候雖然有下令整頓廣州的這種亂象，卻從沒有認真執行過。 或許頭腦靈活的明武宗自己都意識到，海禁鎖國是多麼的愚不可及。 因而他對葡萄牙使者的懷柔態度也就不難理解了。
然而葡萄牙人的出現，無疑會讓這些利益團體的固有盈利模式受到嚴重損失。 這不僅是因為葡萄牙人在南洋地區的擴張。 在正當貿易中，雙方也是鬥的 難解難分 。 例如屯門海戰前夕，有一艘搭載有葡人的泰國船先於其他船抵達廣州。 按照當時的規定，先到者先進行貿易，也就意味著能及時出手貨物。 然而後來的泰國船竟然能夠直接插隊貿易，遭到了葡人的嚴重抗議。 這次沖突也被認為是屯門海戰爆發的一個誘因。 無疑，具有官方背景的華僑商人，有開後門的權利。 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明朝地方官一方面反對葡萄牙人在離開珠江口更遠的屯門島建造防禦海盜的簡單工事，一面卻縱容那些“泰國人”在東莞聚集，以至於葡萄牙人以 泰國的舊稱暹羅，將當時的東莞形象的成為暹羅港。 這些“泰國人”與沿海海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除了官方的偏袒，沿海的居民往往也對初來的葡萄牙人如此仇視和怨恨。 因為他們正是整條靠海吃飯的灰色經濟帶上的主要參與者和分享者，一方面受到明朝整體海禁制度的壓迫，無 法正 常靠海營生，另一方面卻可以以非常途徑謀生，甚至致富。 當中的不少人以到南洋混個使節身份為榮。 他們的分工也明確而簡單，有人去招攬生意，有人負責明面上的打點和經營。 更多人則單純維護這一體系本身，甚至不惜使用暴力。 這也同樣可以解釋為什麼廣東地方的水師在巡邏中總是相安無事，而外商船來華則經常遭遇海盜。
至於這條灰色壟斷鍊的最大的受益人依然是那些庇護他們為非作歹的廣州地方官員。 在他們的潤色與修飾下，葡萄牙人禮節性的鳴炮成為了挑釁，儘管這種習俗對於長期涉外的官員來說，不可能毫不聽聞。 當西蒙.安德拉德在屯門島上以絞刑處決了一名觸犯法律的船員後，發往北京的奏摺又變成了葡萄牙人濫用私行。 絲毫不顧唐宋時代，外商來華就已經享受有一定的內部治外法權。 也是他們，編造故事，稱葡萄牙人專門偷盜當地兒童，用以食用，以今人眼光來看是多麼的荒誕可笑。 在他們兇殘的策劃實施了對數艘泰國船隻的搶劫殺人後，又將這些惡行的責任全部推倒了葡萄牙人頭上，誘使朝廷頒布全面絞殺來華葡萄牙人的命令。 於是，在明朝中央進一步的指示下，這些廣州地方官員此後得到了對任何來華葡萄牙船隻“殺無赦”的權利。 至於那些坐鎮朝廷的儒學官員們究竟有沒有因為這條灰色壟斷鍊牟利，則需要更多更細緻的研究和分析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但他們一直堅持的儒家世界觀與體系，恰恰是造成這種中央與地方大幅度割裂的原因之一。 廣東地方官吏的鋌而走險與沿海百姓的冒死出海，都是對違背人性與經濟規律的海禁制度的嚴正抗議。
終究是海禁惹的禍
屯門海戰的失敗，並沒有讓葡萄牙人放棄對中國貿易權及市場的追求。 1523年，一支由5艘槳帆船和1艘中國式帆船組成的葡萄牙船隊在末兒丁的指揮下來打廣州，意在與明朝政府重新交涉，並詢問大使皮雷斯的下落。 在遭到廣州地方官的拒絕後，船隊經過屯門，一路來打西草灣。 早就嚴陣以待的96艘明朝戰艦一路上不停的尾隨與挑釁。 葡萄牙人以外交任務為重，一路上並沒有還手。 直到夜裡，明朝水師再次以火船為先鋒，對葡人的船隊進行保衛與突襲。 雙方才再次爆發了著名的西草灣之戰。 葡萄牙人在損失了2艘船後，再次突圍而去。 末兒丁等42人被殺或被俘，明朝守軍以海盜罪的罪名將俘虜悉數絞死。 此後，尚關押在廣州大牢內的皮雷斯等人的境遇更加每況愈下。 這位歐洲歷史上第一位正式派駐中國的大使在一年後的1524年死在牢裡。 也為中歐近代歷史上第一次直接接觸，劃上了句號。
在西草灣之戰中，明朝繳獲了20門葡萄牙人的弗朗機火砲，並將之大量仿製。 此類型火砲從此成為了明朝軍隊中的製勝利器，替大明王朝又把守了幾十年海疆。 對於葡萄牙人的這種火砲，明朝上下 贊不絕口 。 明朝水師甚至找到曾經在葡人船上幫工的華人，在他們的指導下仿造了葡萄牙人的將帆船戰艦，因兩側眾多木槳，命名為蜈蚣船。 不過最後因為覺得太耗費木料而不再建造。
在與葡人開通貿易方面，明朝從中央到地方依然 墨守成規 ，毫不作為。 西草灣之戰後，葡萄牙官方暫時放棄了對中國沿海的貿易追求，只有其民間力量以私人身份，先後轉戰福建和浙江沿海，逐漸與沿海的本土海盜商人們形成合作關係。 但明朝中央朝廷又屢次以極端暴利手段，將他們趕出沿海。 在對待貿易與涉外事務方面，明朝自身的落後與野蠻作風，也讓今天的看客們覺得唏噓不已。 正是朝貢思維與海禁政策，讓中央反對民間與海外進行貿易。 而地方上又往往出於自己的利益，不得不縱容海商與海盜進行走私貿易。 當明朝中央朝廷在嘉靖朝不斷緊縮海禁政策，這些人又不得不與葡萄牙人合作，最後甚至發展到與日本浪人抱團，形成了禍害沿海地區幾十年的倭寇風暴。 明朝政府不但不能依靠貿易獲得稅收，反而需要耗費無數來彈壓沿海的倭寇勢力。 今人重新審視這段歷史，不能不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海禁這種不合時宜的強制政策，甚至可以說是違反歷史潮流發展的開倒車終究無法永久性的維持下去。 迫於沿海倭寇等私人海商集團的膨脹，明朝從地方到中央，又開始尋求與葡萄牙人合作。 作為近代世界關係體系建立者之一的葡萄牙人，雖然在海外擴展時帶有明顯的殖民者色彩，卻也是非常務實的經營者。 無論在非洲還是印度，都不會放棄與當地勢力的有效合作，達到雙贏目的。 於是在1553年，葡萄牙人終於利用包括向廣州地方官行賄在內的各種手段，取得了澳門的留居權。 西方近代在中國沿海的第一個長期據點，這才穩定下來。 一直到1840年，英國取得香港之前，澳門都是中國沿海聯通外面的世界的最重要渠道。
十四年後的1567年，明朝政府終於同意在今天的福建海澄開關，進行對外貿易，史稱隆慶開海。 通過這一渠道被吸納進中國的大量白銀，成為了大明王朝繼續維持統治近一個世紀的重要資本。 若泉下有知，當年為大明王朝親手建立朝貢制度的人以及那些出於各種目的對此體系百般呵護的酷吏，不知會作何感想。
繳獲裝備
明朝嘉靖元年(1521年)，明軍在廣東新會西草灣之戰中，從繳獲的兩艘葡萄牙艦船中得到西洋火繩槍。 1548年，又在繳捕侵擾我國沿海雙嶼的倭寇時，繳獲了日本的火繩槍(鐵炮)。 明王朝的兵仗局，很重視仿製火繩槍，製成了鳥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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